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粹的、经典的、学术的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结晶。其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道、礼、和。道者，内在根据；礼者，外在准则；和者，理想状态或最终目的。率性（遵循天性、天道）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道、礼、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大到宇宙天体，中到人类社会，小到人类个体生命以至于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概莫能外。三字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一个基本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创造的伟大理论体系。

国学的主要构成也是三个字：经、传、子。经者，文本、元典，《易》《书》《诗》《礼》《春秋》是也；传，解释、注释文本、元典者也，诸如《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实践、落实文本或元典者，诸如《论语》《孟子》《孝经》等。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子之流，佛教最后参入。

佛教是以子，即释子的身份参与到中华经典理论大体系中来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缘”文化即其中不可或缺而颇具特色的一部分。

佛教认为，世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缘而生”，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万事万象都处于因果关系之中，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这就是《法华经·方信品》所谓“佛种从缘起”。而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成变化既有其主要或直接原因，也有促成其生成变化的辅助原因或条件，前者即所谓“因”，后者即所谓“缘”。因缘是形成事物，引发认识，造就业报等现象所依赖的原因和条件。《涅槃经·师子吼菩萨品》曰：“因有二种，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成佛虽因佛性为正因，亦须有缘因。”缘者缘助，能开发正因之性者即缘因。故《翻译名义集·释十二支》引僧肇语曰：“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

因、缘二者互相联系，彼此依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因，为本（种）、为主、为正，固然重要，但缘是条件、是助力，同样不可或缺。道理很简单：佛家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即因，是天然的、本生所有的。但正如种子没有土壤、水分以及阳光等不会发芽生长一样，有因而不得其缘是无生无成无果的。因此佛家在强调因的同时特别注重缘的价值，称“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随处任缘”。既然万事万物皆“因缘而生”，即依凭某种条件才得以存在，并随条件变化而变化，那么它就不具备质的规定和独立实体，即没有恒常自在的主体，故谓之“空”。因而只有条件的存在和变化才是绝对的，事物本身的存在与变化只是相对的。于是龙树《中论·观四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也是强调中道乃真正把握一切事物现象的实相的方法和途径。

因缘说在古代中国生长发育，并产生深刻影响。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特定的天然根基和生态基础，在于中国本体文化的特质和传统。中国文化是道文化，是人道、人本文化，重根、重本、重渊源、重祖宗、重传统。孔子后学告诉我们，“天地者，生之本，物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人之本”。《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有根才有枝叶，有源才有流，有传统才有现代。《庄子》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而“天下万物发于根，始于母，原于雌”（庞朴语），故无论儒道皆大力倡扬柔。柔是中华民族整体国民性格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柔能生刚，柔能克刚”；主张“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庄子》）。

于是道家表现出了非凡的人生大智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类之最适中最理想的行为是“为而不争”。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才有文化成果，才有文化财富的创造，才有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保障。不争，才能减少文化成果的损失，实现文化积累。不争，才能避免伤害，甚而赢得尊重，赢得自己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才能走向强大以至高大、博大、悠久。中华文明之所以绵绵不绝，成为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就在于知雄守雌，在于“柔克”“自胜”，中华民族不是“胜人”而是自胜的民族。

 

于是道家、儒家殊途而同归，视“和”为终极目的或理想归宿。和者，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也。而“和”毕竟只是理想，争则是客观甚至永久的存在。如何实现理想状态，即和谐？或曰实现理想的途径或方式是什么？儒、道之答案各不相同。

道家偏向消极，主张“无为自化”，众所周知，不必赘言。在这里，儒家则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张扬人类所独具的品性：教养，强调“中庸”，主张“从容中道”。从即忠，容即恕，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者，适中之谓。“庸者，用也，常也”。用者，用中，以适中的方式做事；常者，常规，常态，常行。我们祖先以适中的方式做事成就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成就了中国人做人的规矩和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中庸有两大标本：上天和祖先。于是中庸内涵和基本表现形态只是两个字：序与和。上天宇宙既是严整的秩序，更是圆满的和谐，序与和是上天宇宙运行的大准则。于是我们祖先“则天”，“率性”，“承天之道而理人之情”，以此准则来规划和安排中国社会，于是成就了“礼仪之邦”，成就了独树一帜的礼乐文化。故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一个序，一个和，二字含蓄多少义理。”

“礼者，人道之极（准则）也”（《荀子》）。礼是入道、行道的保障，即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故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

“礼别异”。礼的指标是实现秩序，礼的起点或前提则是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分别、分理、分化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分化混沌，告别愚昧，战胜野蛮，然后步入文明，走向自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三大分别、分理、分化的基础工程，即天人之分、人人之分和个体生命的身心之分之上。这三大基础工程决定了人类群体的三大主体行为：如何对待上天、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这三大主体行为造就了人类的三大主体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天人、人人和个体身心这三大关系实即三大因缘，彼此依存，相辅相成。

“礼本于仁”。仁是实施三大主体行为，处理三大基本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想状态，即和谐的最高准则和最适中手段、最有效方式。于是成为“人之为人的最高标准”（冯友兰语）。“仁者爱人”，仁的基础内涵是爱，即所谓“亲亲之仁”。但爱并非仁的主要内涵，爱属自然，是天性，是本能，是感性的，有等差，有时限，讲占有，可拒绝。爱是上天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

“仁”的主要内涵是敬，即孔子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是教养，是理性的，平等的、无时限，重分享，是互相的，并不可拒绝。故孔子曰：“无敬何以别（犬马）乎？”敬乃是处理天人、人人（包括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关系）及身心三大关系的要津。

于是孔子曰：“礼主敬。”《易·坤卦》：“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易·离卦》曰：“敬之无咎。”《左传》曰：“敬，礼之舆也。”《庄子》曰：“敬中以达彼。”《坛经》曰：“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二程曰：“人道以敬为本。”朱子曰：“敬是圣门第一义。”王夫之则径称：“敬，礼之神也。”当然爱不可或缺，因为爱是天性。无爱则无敬，无敬则无所谓爱，“爱而无敬，兽畜之也”。所以爱和敬实际也是一种因缘。依佛家言爱即因，敬即缘，相辅相成。有真因才有正果，有爱无敬，不成正果。

故孔子说：“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由爱而敬，或曰由爱提升到敬，才谓之“中”，才合适，才到位，才符合礼的规范，也才能最终实施好三大行为，处理好三大关系。敬有二义：一是忠，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恕，即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由正面，主动、积极地处理三大关系即忠，由侧面，被动、消极地处理三大关系即恕。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类有张有弛，有进有止，有作有息，可以动静相得，刚柔互济。人类既需要主动、积极，也需要被动、消极。而当今人类所忽视的恰恰是后者，这就是所谓物化，准确地说动物化的最主要表现。

总之，中国文化或国学归根到底是三个字：道、礼、和。这三字彼此关联，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道是因，礼是缘，和则是果。

道，有天道、地道、人道等。中国文化所重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庄子》）。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重人道，人本。

《礼记》说：“人道，政为大。”日前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特别引用了孔子所说“政者，正也”。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直接关系到执政者的人文素养及其执政效果。然而何以正？答案只有上揭四字：“弗敬不正”。所谓敬，无非有三：“尊天”（墨子语，即董仲舒所谓“崇本”），互敬（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自重。三者是为人、为政、立国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正道。对上天大自然，对他人，对人民群众，对自己个体生命不敬，就是人品不正，民风不正，党风不正等等，一句话，就是不正道。结果只能是自然生态恶化；只能是失信于人，激化社会及民族矛盾；只能是身心不和，生命失常。只有尊天、互敬、自重才能提升境界，提高修养，进而改良执政效果，政通人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永保中华文明之道通达和长远。

《中庸》曰：“从容中道，圣人也。”从，信从、服从，即忠；容，宽容、理解，即恕。善者从，不善者容。忠恕是人生修养的极致，只有忠恕，才能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社会关系、天人关系才能实现理想状态。对天，对人，对自身个体生命有忠有恕，就可以实现三大和谐，即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身心和谐。费孝通先生生前最后发表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令”，体现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大胸怀、大境界和大智慧、大教养。

(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