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中国乡村

空壳村：走向没落的村落

作者丨朱启臻赵晨鸣龚春明等著

选自《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

赶车、杀猪、卖豆腐、打铁、剃头、舞社火、喊丧、担水，井台、庙会、家族、宗祠……这就是离我们并不久远的乡村生活。而今，这种生活正如一帧泛黄的旧年画，被主人一圈圈卷起；连最末的角上的风景也疾速消失，成为记忆。

今天，一些地方的村落除了人为制造消亡外，还有一部分正在自然消亡，这些村落里已没有了往日的炊烟袅袅、鸡犬相吠、老幼嬉闹，代替的是冷落破败、萧条寂静、残砖废墟，只有那些蔓延疯长的野草，枝藤盘错的古树似乎在向人们诉说那里曾经的熙熙攘攘，向人们宣告将那些村落已化为历史的符号。

一、正在消失的乡村

村落是一个生命体，像所有生命一样会遵循成长、壮大、衰落、灭亡的自然规律，一些村落的自然消亡是村落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和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农村年轻一代弃农进城，一些存在了数百年的村落成为留守村落，村里剩下的主要是老人、儿童、狗猫、牲畜，外流的人口不断增加，村民慢慢变少，人去宅空，院落里长满了蒿草，漏雨的房顶，破旧的门窗，土地渐渐变得荒芜，村落日复一日失去了生命力，作为共同体的村落最终走向了消亡。

2013年6月，我们考察山西灵丘县的上车河村调查，该自然村人口最多时达到300多人，如今只剩下了8口人留在村里，其中两户已经在镇上买了房子，只是由于要靠放羊挣钱为城里的儿子还房贷，老两口依然留在村落里，等贷款还完了，也要下山。只有一户完整的家庭，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收入也是靠养羊，两个小孩在10公里外的镇里寄宿小学读书，每周回家一次。这里大片的耕地荒芜了，成片的民居倒塌了，一些房子用来养鸡和圈羊，更多的房子在那里自生自灭。问起村落衰败的原因，不外乎交通不便、离学校太远、年轻人留在村里讨不到老婆等。县领导介绍说，类似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

走进上车河村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破旧、坍塌的民房，一些院落变成了羊圈。曾经300多口人的村落，如今仅剩下了8口人。

据山西新闻网的报道，山西的村落消失速度因种种原因在加快。在太原市阳曲县西凌井乡，9年间2700人几乎全部流失，33个村庄消亡。人们认为是农业凋敝和学校撤并。在西凌井当了31年教师的樊耀宗说，西凌井所属原来3乡63个村庄，在上世纪80年代时共有45所中小学，现在只有西凌井乡政府所在地的1所初中和1所小学。

学校消失是村庄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农业凋敝和乡村学校消失是村落衰落的原因还是结果，是个复杂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过程。在长治市平顺县，东寺头乡是平顺县面积最大的乡，7年间共有133个村庄消失，人口由10900人下降到9600余人。当地人称，种田不挣钱和婚娶困难导致人口大量外流。在忻州市岢岚县大涧乡寺沟会村，该村常住人口仅是户籍人口的1/3，而且光棍居多。

问及原因，当地人称，优质教育资源都在县城和大城市，为了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不少父母外出陪读。此外，当地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女比例高达130—140/100左右，许多成年男子找不到老婆。在河南辉县调查发现，年轻人娶妻的首要条件是在县城买房，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加剧了乡村的衰落速度。

这是陕北延川县的一个古村落——甄家湾村，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偶有参观者路过在此停留参观，有些拍摄电影和电视剧的剧组，常来村里利用这些老房子当道具和拍外景。

一位摄影师与空壳村

刚来山西，发现村内许多房屋里随处可见石雕、木雕、砖雕，显示着殷实人家昔日的气派。但走进去拍摄，却发现这么漂亮的房子，几乎没人居住。

拍摄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村里缺少年轻人，他们全去大城市打工了。留下来的是老人与孩子。后来从北向南走遍山西全省11个市，找出其中的36个村庄，拍摄了上千张作品。村中老百姓，他们在劳动，在聊天，在发呆，在受病痛折磨；他们的身边，是坍塌的戏台，破旧的校园，没完没了的狗。那些尘封的农具、紧闭的院落、“文革”年间的标语，充斥着沧桑与萧条。在河曲县的一个村庄，拍了整整一下午，我只见到几位老头与老太太，见得最多的是猫与狗。

阳泉地界的一个村庄。它依山而建，钩心斗角，层层叠叠，像一座城堡。即使现在破败到全村找不出几块完整的玻璃，但还是能够感受到当年修建时的辉煌。站在村口望去，窗户全是黑窟窿，大门紧锁，空房率极高。

沿途经过的每个村庄，在一年中的多数时候都空着。很多村庄的房子依旧，篱笆墙扎得也还结实，但人烟全无。

这是些被人抛弃的村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风声在吱吱地呻吟着。结了冰的河流，溢出了河滩，如同一座白色关卡，横亘在山路中央，提醒着人们这是它的世界，禁止通行。冰河的那头通往沟里，那里有5个村庄，已经空无一人。

村落的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导致村落衰败的原因十分复杂，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或没有耕地，或没有饮水，或气候恶劣，或生态脆弱，那些村落里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离开村庄，到其他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去。这个过程发生的一般情景是村里的女青年嫁到条件更好的乡村或城镇，而没有女人愿意嫁到这些村庄来，于是娶不上媳妇的小伙子就入赘到了其他村庄或到城市打工，不再回自己的家乡。这些乡村就这样凋敝了，空壳化了。那些在外乡混得好的人，把自己的父母也接出了山外，于是，原来的村落逐渐消失了。这些村落的消失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二、最后的留守者

山区里的空壳村大都是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难以满足村民的生计需求，村民纷纷迁出山外，以寻求更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有一些村民搬进了乡镇和城市，也有一些村民在其他村落里安了家。虽然生活有苦有甜，但不管如何，对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庄，他们总有割不断的思念，总是怀着复杂的情感。有人根本不考虑回去，因为回去挣不了钱；有人还想回到老家，“山上生活自在”。但终究，大部分人还是回不去了。

山西省是一个山地、丘陵地形居多的华北省份，不少村落都依山而建，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和土地贫瘠使得生活在这些村落中的村民处境艰难。一些村落的村民为寻求生计不得不外出生活，留下那些丧失劳动力、孤寡老人，成为乡村最后的留守者，度过他们别样的岁月。我们从网络上搜索了这方面的记者采访稿，意图“一叶知秋”，展示那些伴随着村落消亡的留守者的生活状态。

山村最后的留守者

82岁的郝拴明和他47岁的哑巴侄儿郝计生是化咀村仅有的居民。村子最高处的一处院落，是他们的居所。

郝拴明的家产少得可怜，几床有些霉味的被子、一个木箱子、两把他自己用木头做的椅子和一条瘦得眼睛都能瞪出来的狗。狗守着用荆条搭成的篱笆门，听到任何一点动静总会狂吠不止。这时，总是哑巴笑嘻嘻地跑出门来，喝一声，用脚踩住狗的链子，招呼人进屋。

屋子里很暗，但电灯没有拉着，他说眼睛花了，点着灯也看不清东西。郝拴明年轻的时候当过民兵，打过日军，后来不打仗了就放羊种地，父母走得早，他一直没有娶过媳妇。结果当村子里的人都纷纷搬离村子时，他孤苦一人，无处可去只好留了下来，哑巴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

去年一年，有两拨人来过化咀村。

“一次是夏天，山那边放羊的过来了。一次是大年前那些老住户给送来对子（对联）和鞭炮”，郝拴明牙齿已经掉光，嘟囔着说。

已经搬离了村子的老住户送来鞭炮和对子，他就挨家挨户给那些已经没有人住的房子贴上对联。他也托人顺便捎过来了一些物件：两把香、一袋冻好的饺子、一包瓜子、几颗糖果。

春节那几天，他拉着哑巴侄儿来到自己大哥和父母的坟头，摆上供品，和死去的亲人“拉达拉达（聊聊天）”，而平时他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然后，哑巴侄儿又去村子里的几个庙里上香烧纸。村北头的小庙里供的是佛爷，村西头的树下面供的是观音，村戏台对面供的是龙王爷，村口供的是土地爷，哑巴没事的时候刻下的一个太上老君，郝拴明把它放在河滩边的一个小洞里。哑巴侄儿都去上了香，磕了头。“村里人没了，但香火不能停。”郝拴明说。

郝拴明年龄已大，不再种地，一年1640元的“五保金”，能保证他吃上大米白面，虽然“想抽烟就不够了”，但郝拴明别无他想。

在过去的30年中，郝拴明一点点看着这个村子从繁华变得寂寥。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化咀村最多的时候有280多口人。沿着石头铺砌的小路走一圈，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个村子当年的风光。村子中央，是一个小山坡，山坡中央是一口辘轳井，井旁的石板已经磨成了镜面，一边还砌着牲畜饮水的石槽。山坡之上，是村子里最“宏伟”的院子。虽然部分围墙已经坍塌出内夯的黄土，但走进大门，无论是门头的石礅，里面的戏台，还是那个已经歪歪斜斜随时准备掉下来的“化咀村党支部”的牌子，都在展示着这个村曾有的风光。

“牛羊争隘道，乌鹊聚空村”，一窝窝野鼠占据了红砖堆起的鸡窝；成群的鸟在无人居住的房屋下搭起一个挨一个的巢，屋前的鸟粪堆出了一朵朵图案。不时地，在某一个雨夜之后，村子里又一栋房屋轰然倒塌。

一个人就是一个村委会

在代县县城边的红桥村，最南边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空房子里，住着一位外村村长闫润来。65岁的老闫是西口前村的村长，而西口前村现在已空无一人。

闫润来村长是2005年从西口前村搬到红桥村的，红桥村是当地一个移民村，政府在此安置了90户从各个村迁下来的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进这个移民村。“有的人没钱盖房子，有的人家里没有劳动力来耕地。”闫润来迁来后，给附近一家学校当过门房，给一家工厂当过下夜工，现在无事可做。“现在西口前村的户口上还有三十多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女人。”闫润来说，他刚担任村长时，村里有二百多人，由于村里小学没有建起来，为了孩子念书，村里很多人就相继搬走了。原先村委会健全的体制也逐步瓦解，村书记、村长、会计、队长，慢慢都消失了，现在闫润来一个人就是村委会的全部，两枚公章、一个账本、一个人口登记册，是他随身携带的“家当”。

西口前村在一个山腰处，当年人多地少，农业学大寨期间，村大队组织村民开荒地，村里的耕地面积扩大到近300亩。而人口的流失，又使得当年由荒地开辟出来的耕地再次变回荒地。“现在没有了农业税，也没有了摊派，村里基本没什么收入。”拿着村里的账本，他很认真地介绍着情况。但村长的工作还得进行。春天要去参加镇里的育林防火会，记下要求后召集户口还在村里的人回村防护。夏天公安机关要禁毒，他得回村看看有没有地里种了违法作物。

他重视的还有村里的“大事”。这几年，村里搬下来的老人去世了，他要找到辈分高的村民，召集村里其他人一起，把死者拉回村打发。五年来，这样的“大事”他操办了近五十次。

马上又到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了，闫润来曾几次向镇里表示自己不想干了，可镇领导反问了一句“你不干，谁来干”。闫润来看了看村民登记册，除了空挂的村民，剩下的不是嫁出去的姑娘，就是年龄比自己还大的老人。他说：“村长的工作还有很多，现在又要办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这些事都得有人来张罗。”谈到马上要来的换届选举，他说，还得按照程序公开选举，联系每一个村民来投票，“但，不会有竞争者的。”

村落的自然消亡并不是只发生在中西部的山区，全国很多地区的自然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不论是在远离城市还是在靠近城市的地方，总会有一些村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时光里走向衰亡，最后变成一座座空壳村。就是在北京这样国际大都市的周边，由于公共设施的落后，农业的凋敝，也迫使村民不得不离开宗族几代生活过的村落。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也体会不到农民安土重迁的情结和心理，只有一些老人不愿意搬迁而留守下来，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坚持着，与村落一起走向没落。在北京的西南郊的房山区，距离市中心不足60公里的佛子庄乡，就有一座即将消失的村落。这里的残垣断壁，很难想象，在十几年前这里居然生活着将近五千人的大村庄。这个村落里面原先还存在一个在北京乃至全华北地区最古老的民间乐队，当这个民间乐队的第23代传人拿出古老的乐谱的时候，这个朴实的农家汉子用他手中的乐器演奏出一首悲怆、高亢的古曲，望着这荒草满眼、秋色萧萧的景色，让人不觉得有一种哀婉、凄怨。

中国传统村落原本是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套自身运行机制的共同体。在外界的力量尚未影响之时，村民的生活是安逸的、朴实的，给人以安全、稳定之感。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有的平衡，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大量的客观事实告诉人们，村落的消失并非是一种想象，它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也许是距离我们遥远的山区，也许是离我们很近的郊区，这些村落静悄悄地已经或是正在远离我们而去。

村落的自然终结，是村落自身生存规律的使然，失去的村落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惋惜和丝丝遗憾，尽管人们对此怀有种种留恋与不舍，但依然无法阻止这些空壳村走向衰竭。广东省开平市的一个“荒村”或许能进一步验证村落是如何走向衰亡的。荒村本名叫邓边村，在120多年前就开始有人居住，住过58户人家。上世纪20年代，侨乡开平兴起漂洋过海创业风，村里的青壮年相继到西方国家淘金，赚了钱的就把部分寄回来。

为防土匪打劫村庄，村人集资在村的南面修筑了一座七层高的碉楼。碉楼虽然给村庄带来了稳定，但并不能给村人制造财富。村人纷纷搬迁国外。到解放初期，邓边村只剩下十多户人家。土改又加速了这些留守户的出走，分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956年，邓边村只剩下五户人家留守。

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村里只有两户人居住。偌大的村庄杂树遮天蔽日，几乎密不透风，处处充满着空虚、孤寂和恐惧气氛。白天这里听不到外面半点喧嚣。到了晚上，两户人家大门紧闭，传闻村里时不时响起像人也像乌鸦的惨叫、悲鸣和啜泣，使人转辗难眠，神经高度紧张。村子的日渐荒凉，对治安的担心，对盗贼的恐惧，两户人家心惊胆战，无法忍受恐惧的长期折磨。于1998年急急搬迁到4公里外的开平市区置业安家，带不走的房子和家什只好被遗弃在岁月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