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35岁，体重200多斤，严重超标，身体呈亚健康，连一桶水也挑不动。多年无拘无束的个体经营，散漫的我，经常问自己：挣钱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怎么才能使夫妻、兄弟、邻里和谐相处呢？带着这些疑惑，我决定放弃自已经营十四年的事业，投身到日月峡建设的队伍中，当了一名义工。

   神奇的日月峡，好山、好水、好空气，我每天参加森林养生活动，和义工们边学习边劳动，少了一些麻烦，多了一些轻松；少了一些执着，多了一些和谐，心情舒畅，没有负担。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减轻了，体力增加了。

   我承担的第一项工作是挖卫生间的电缆沟。三个人一起挖，我和刘乙良抢上了头奖，他挖水泥桥前的地沟，我挖马永顺纪念碑前的地沟。经过重载碾压的砂石，像石头一样，一镐下去刨掉一块渣，大镐抡累了换小镐，小镐不管用又换大镐。5月的季节，我光着膀子干，还是不停的冒汗。擦着汗水，坐在沟边直喘气。这样，一上午也没有挖出一米长，就是觉得很吃力，干不动。十几年敲键盘摸鼠标的手，现在抡起大镐，差距可是真够大的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灰心丧气，在刘乙良的帮助下，总算按要求完成了任务。

    在义工们的齐心协力下，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继参加了风车湖工程、十八拐工程和鹿野苑工程。抡大斧，砸大锤，百拾斤的重担也不在话下。身体也越来越通透，以前大夏天也不出汗，也不怕热，现在可就不同了，经常是满头大汗，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在劳动中我越来越感到精力充沛了，思想境界也在不断地升华，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了。

    在十八拐的筑路中，每天爬上来，走下去，顶风冒雨，从春天干到秋季。尤其是在第六拐的毛石基础的填埋中，料厂距离大约40、50米远，但是由于途中有一个3米长的大深沟，独轮车也用不了。义工们只能扛着石头，沿着踩踏的脚印走下去，爬上来，再把石头扔进地基里。山里的蚊子个大、嘴尖，经常是4、5只一起叮在身上，打都不走，我们干起活来哪里还顾及蚊虫叮咬。渴了，喝口山泉水；累了，坐在大石头上歇一会，擦一把汗，继续干。近处的石头没有了，就从远处的地方找。经过一天的奋战，终于完成这项工程。简简单单的工作，普普通通的人，象拓荒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着。

   我是过敏体质，在林子里作业，每天被蚊子咬上几十个包是很正常的。如果被毒蚊子咬了，就会起很大的包，肿得很高，连蚊子咬的眼都找不到。被咬的包慢慢化脓了，又痒又痛，还伴随着低烧，白天干起活来就忘了这一切，到了夜里折腾的难以入睡，打针吃药也不见效。后来，我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方法：用三楞针放血，用负压气罐抽血。给别人放血都好办，给自己放血就难了，别人不敢动手。

   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蚊毒发难，我独自跑到宿舍去放血。扎浅了不起作用，硬着头皮猛劲扎，放出脓血，身上顿觉轻松。生活就是这样的无奈，也是这样的真实。由此，我深深的感觉到去除自身的疾苦，是多么的不容易；改正自身的缺点，亦是多么的难，需要多少的勇气和魄力。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打败困难和痛苦，但这样做确实很难。每个人都在艰难中生活，我们日月峡这支大团队，义工们就像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般亲切，互帮互爱。如果你遇到了困难，想半途而废时，这个家庭的成员就会伸出互助的手拉你一把，给你鼓励、支持和力量。

   记得在制作“日月峡走向世界”的牌匾时，负责打磨的孙亮，身中蚊毒，由于打磨的振动，伤口处起了红线，而且红线越起越粗，已延伸到腋下，就要攻心的时候了。没有医生，也没有三楞针，我就用电焊条在无齿锯下现磨了一个三楞针，用打火机烧一烧，用酒精擦干净，在小臂处扎了二十多个眼子，把毒血放了出来。

   咬了扎，扎了咬，不知不觉时光已过去几年了，从心里就不再愿意放血了，放完血还得消毒包扎，挺麻烦的。后来，就开始挺，挺到半夜，蚊毒随着血液蔓延，天上闪烁的星斗看着我，窒息的感觉伴随着我。靠着墙，硬挺，有时挺到天亮了，累了、倦了，就慢慢睡着了。这就是我在日月峡总结出来的最高对治方法——硬挺。生命何尝不是呢，一步一个脚印，坚持坚持，再坚持。

   经过几年的日月峡生活，使我真正认识到了和谐不是靠别人，和谐的来源是靠自己，靠自己不断的改变自我、完善自我。风吹雨打使我们更坚强，就像峡谷间的红松，不惧风雨，不畏冰雪，始终展现着浓重的色彩，氛外妖娆。